创新人才培养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也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靠高校能解决的事情，要从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比如，我们要能接受孩子们的异想天开，不能只要求他们循规蹈矩；高校招生方式也要改革，不要再把分数作为唯一的录取标准，这些改革对创新人才的培养非常重要——我们当然需要有高考制度，但应该允许高校录取学生方式的多样性。公立大学强调公平，但要允许有其它类型的学校，比如私立学校，有录取学生的灵活性，那就会给其它的创新人才给予同样的高端的教育渠道，而不是达不到这些标准，连大学都不能上了，这些涉及到整个教育体系的改革。

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创新人才培养需要在三方面做出努力：首先是给学生宽广的知识领域，因为每个人的能力特长是什么，别人包括老师都无从判断，必须让他自己去了解。大学课程要改革，要让学生有更多的广度，包括国际的接触，以便学生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领域。第二，教师的引导和榜样的力量也很重要。学校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引导和激发学生的兴趣，我在美国教书时，学生进来是不分专业的。学生如何选专业，完全靠各个院系的老师把课程设计好，然后需要老师来吸引学生来选这个专业。在北大，每年都有很多学生选修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双学位，其实并不是每一位同学都想挣钱，而是因为我们中心最优秀的老师都给本科教育开课，林毅夫、周其仁和我都给本科生上通选课。有些学生开始也就是听听而已，但在听课的过程中，许多学生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所以，教师的引导和榜样的力量，对学生兴趣的激发特别重要。第三，要给学生自由选择的机会。中国的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性大学的本科教育，必须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为核心，这样才能培养出创新人才。

北大汇丰商学院和国际法学院的一些经验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有三方面的启发：第一，以国际化促改革。大家知道，国际法学院院长Jeffrey S. Lehman，本身就是美国著名法学家，国际法学院完全交由他负责；汇丰商学院的虽然由我兼任院长，但是我们引进了很多外国的老师，也招收了很多留学生。学院师生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和学生在一起生活学习，一定会带来观念上的碰撞，也促进文化上的交流，这对我们国际化人才的培养非常重要。另外，外国老师的一些想法和行为，跟中国老师很不一样，他们根本不认同权威，比如对于开会，你必须提前通知，所以我们现在特别小心，提前把计划安排做出来。他们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也会提出来。他们的言行，也促使我们做了很多改革。因此，国际的师资和留学生，不只是有利于培养国际化人才，而且也有利于培养我们的创新性，帮助我们创建新的机制，形成一种新风气，为国家承担起应负的创新研究和培养拔尖人才的历史责任。

第二，增量改革。其实真正要改革原有的法学院和商学院非常艰难。我们现在的国际法学院和汇丰商学院都是增量改革。当年在北京大学创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对北大而言也是增量改革。当初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时，对光华和经院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但客观上讲，如果没有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大的光华管理学院和经济学院也可能不会像今天这么活跃。所以增量改革，引入竞争，会推动整体的高等教育改革。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毕竟还是中国人在做事。我们现在更进一步，不仅对原有院系机构有触动，同时也是借助国际的力量冲击我们自身。从国家层面就是建立新的学校；从学校来讲，就是设立一些有新机制的院系，这方面学校要顶得住压力。

第三，要充分发掘国际教育资源。目前，我们高等教育缺乏一流的师资资源，从北大国际法学院的经验来看，可以充分利用发达国家的优质师资来为我们服务。聘请这些完全国际化的外籍院长，把这些人变成我们的教授。这些人和外国学校到国内来办学不同，比如Jeffrey办国际法学院全球招聘教授，不是代表美国学校，而是代表北大。让外籍院长去整合资源、聘请师资，有利于中国高等教育更好地发展。

作者：海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摘自《21世纪经济报》，2014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