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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高等教育界有不少关于大学精神的议论。这一方面说明大学缺点精神；另一方面说明对于“什么是大学精神”、“怎样建设当代中国的大学精神”等问题见仁见智，意见纷纭。这是件好事！这对于构建现代大学、提高大学的教育水平与教学质量都极有裨益。笔者结合大学的历史变迁，观察大学精神之演化，然后针对当下我国情况谈些个人对构建当代中国大学精神的看法，供大家批评讨论。

一、西方大学的变迁和大学精神之演化

“文化育人”既作为教育的核心任务，那么在它背后支撑的精神或灵魂又是什么呢？显然，如果把虔诚的价值信仰作为文化要素的第一位，则以“正义”为核心的人文精神应该是大学的首要精神；其次是为获取正确知识所必需的以“求真”为主的科学精神。然而，当我们仔细考察世界各大学在表述大学精神的时候，却很少有直截了当把“人文精神”表述为本校首要精神的。这就说明，当我们为一个国家的大学或一所具体大学确定其精神时，把它仅仅看成是大学为完成其基本使命所体现的核心价值和指导思想还不够，还一定要联系实际，结合时代、民族或国家的形势、学校的定位特色、优势和弱点，凝练出有针对性的、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发人深省的语汇来表述。因此，大学精神是随时代不同、国别有异的，是因校制宜、有个性、各放异彩的。这样，大学精神才能真正地在办学和大学建设中发挥指导作用。

1088年世界上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在意大利成立，它是一个学生与教师的学术共同体。在那里，大家自由讨论学问，甚至教师和学生的界限都是不明晰的，谁有学问，就讲出来供大家研究讨论。刚开始大学是以学习研究语法、修辞、逻辑等人文学科为主，以后又有了法律、医学等。后来，法国和英国也陆续建立了大学（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等），宗教势力逐步渗透到大学，甚至主宰了大学生活。学者们不仅有深厚的人文根底，而且多是虔诚的教徒。对于他们来说，信仰已不成问题，大学一方面强调古典人文主义的独立人格塑造，另一方面又以扩增知识、追求真理为基本精神。

进入工业社会之后，知识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大学开始把获取知识作为根本使命。牛津大学出身、后来担任了都柏林大学校长的纽曼（1801～1890）说过，“教育是一个崇高的字眼；教育就是为获得知识做准备”，“知识本身即为目的”。纽曼本人曾是一位天主教红衣主教，他把信仰寄托于宗教，并不过于强调道德，而是把“自由教育”作为大学的基本使命。这里的“自由教育”是指用“心智、理智和反思的操作活动”：实际上，他指的是学习人类全部知识体系，它是不可割裂的，是整体的，并且是只可以“享受”、却“不会带来任何结果”的。他反对专业化，认为“它显然易于使心智变得狭窄”，并说“实用知识是不足称道的”。纽曼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社会理智的格调，培养大众的心智，净化民族的情趣”。按布鲁贝克的说法，纽曼的“自由教育”的核心是理性教育，他所要培养的是少数人，是“绅士”、“通才”。他排斥科学研究作为大学的任务，认为“探索与教学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功能”。“自由教育”观念是传统西方大学的一种重要精神。差不多与此同时，以洪堡（1767～1836年）为代表的德国大学模式则与此不同。洪堡在19世纪初筹建柏林大学时提出了一系列大学基本观念，其中最重要的有：大学兼有探求科学和修养个性与道德的双重任务，“其根本目标则在于促进学生乃至民族的精神和道德修养”，……；他认为唯有通过科学探求活动才能达到“修养”的目的。和纽曼一样，这里所谓“科学”探求也不包括专业性和实用性的技艺，而是“纯科学”。然而，他强调的研究与教学统一的原则却与纽曼大相径庭。洪堡强调科学在大学的核心地位，教师和学生都必须从事科学研究，而“科学是尚未穷尽、且永远无法穷尽的事物”，因而“始终处于探索之中”。从单纯传授知识到创造知识，并且在探索和创造中来完善人格，这是洪堡比纽曼的高明之处。此后，追求科学、探索真理成为所有大学的核心价值。从这个价值观出发，自由和寂寞就成为大学的组织原则。洪堡说：为了纯科学活动，“自由是必需的，寂寞是有益的”；在大学的组织中，“寂寞和自由……为支配性原则”。正是从科学研究出发要体现“寂寞”和“自由”原则，大学就必须独立于国家政府管理系统与社会经济生活，以保证科学探索按照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与需要行事。于是，修养、科学、自由、寂寞成为德国古典大学的四大核心观念，它们对后世各国大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基本上成为各国大学所共同遵守的大学理念。这些理念形成了传统大学的基本精神，特别是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并使大学享有“象牙塔”的美名。

美国大学充分吸收了欧洲古典大学的基本理念，但又做出了重要发展。这里大体上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实用主义哲学观，二是社会经济发展对大学的迫切诉求，特别是许多州立大学和“赠地大学”的出现，政府要求大学做出回报，对州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于是，应用科学在大学急剧发展，打破了欧洲大学的“纯科学”观念，传统大学“学”与“术”分离的现象结束了。大学与社会联系密切起来，大学“象牙塔”的形象也淡退了。1930年，弗莱克斯纳（1866～1959）出版了《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一书，提出了“现代大学”观念。他看到了大学随着社会进步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纽曼时代大学为满足个人需要培养“通才”的条件已经消失，而只有专家了。“现代大学”的基本思想认同“大学是民族灵魂的反映”、“应不断满足社会的需求”的理念，但弗莱克斯纳却“主张大学与现实世界保持接触，同时继续不承担责任”。尽管他一再强调大学研究的“作为科学之科学，是不关心功用和效果的”，但又说“他们必须继续思考，在这方面他们的责任是最重要的”。他的“现代大学”观念被1952～1966年间曾先后任加州伯克利大学校长和加州总校长的克拉克·克尔讥为“写书时很快就过时了”。这时，大学因成天忙于各种庸俗化和机械化的事务，成了“大众服务站”，出现了大学具有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这三项功能的说法。克尔把这样的大学叫做“多元化巨型大学”。这种大学已不是弗莱克斯纳所说的统一有机体“现代大学”了，而是有若干社群——本科生与研究生，人文学科、社会与自然科学，基础、专业学院与职业、技术学院，还有管理者，要与外部的议员、政府官员、实业家、农场主等不同性质的人员和校友打交道，他们之间有利益冲突，通行着不同原则，互相矛盾，却又共存于一体，行政管理机构的作用凸显出来，校长成为既是引路人、领导者，又是调解者。20世纪早期哈佛大学学习德国洪堡的大学理念建立起来的3A原则（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和学术中立），到后来实际上已经无法坚持了，大学越来越世俗化、物质化。1971～1991年间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博克所写的《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一书，生动叙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大学所发生的变化：大学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大学既依赖于社会，同时也对社会政治、经济和科技进步做出巨大贡献，大学从社会的边缘逐渐走进社会中心。到了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时代，大学作为技术进步的孵化器、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或动力源、决策咨询的思想库的声音十分高涨，不绝于耳。然而大学赖以贡献社会的基石，还在于知识的不断扩增和科学创新。因此大学的基本精神没有变，但社会责任彰显出来了。为此，美国大学又开始强调“通识教育”，其核心是在深层次上，通过深度阅读、深层思考和小班讨论等方法，使美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在更高、更深文化水平上接收美国价值观教育，从而体现出新的人文精神的回归。

由此可见，随着社会发展，大学观念也在不断变迁，大学精神必须反映这些观念的核心价值，既有坚持保守，也要相应演化。近千年欧美大学发展的历史，特别是近二百多年以来的历史，为大学精神的演化展示了一条明确的线索：从开始强调提升个性修养和知识水准的人文主义精神，到注重为追求科学真理而强调的独立和自由精神，再到接触现实，服务社会，高唱“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体现了更新、更深的人文精神。大学精神演变的这条线索，具体到各所大学，则会因它们的定位和实际情况不同而有呈现出微妙差别，这里难以赘述。但是它们总体上为我们当下思考中国大学精神的培育与塑造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理论依据。

二、中国大学的变迁和精神之演化

虽然我国高等教育可以追溯到西周天子的辟雍、诸侯的泮宫和民间的稷下学宫，但现代大学制度却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舶来品。因而它的办学理念和基本精神与上述西方大学的观念和精神应该是一致的。然而，中国设立大学的背景与宗旨和西方大学有巨大差别，这就使得中国大学的办学观念和大学精神与作为“老师”的西方大学相比，存在着不少差异，值得我们思考、研究与总结。

中国大学出现于19世纪末，是维新思潮和洋务运动的产物，是在国家遭受西方列强（包括日本）的侵略压迫、在民族沦丧的紧急关头作为一种救亡图存的措施而开办的。19世纪后期，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满清朝廷普遍接受了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与先进技术来坚甲利兵、振兴实业，达到强军救国的目的。1862年北京设立了同文馆，开始有了新式高等教育，但直到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惨败以后，才引起朝野震动，各地纷纷设立大学堂。其中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是第一所由中央政府举办的新式综合大学。那时候，这些高等学堂的办学指导思想基本上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教育仍以中国传统儒家的“三纲五常”为核心观念，而把西方的科学技术作为工具来学习。因此，尽管以西方为师，但在办学理念上与欧洲大学的“以塑造独立人格、追求知识为目的”却大相径庭。1902年的《京师大学堂章程》明确其设置目的是“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并且要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满清朝廷服务、强国富民的主旨跃然纸上。不过从此中国大学的命运就与国家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值得一提的是1904年京师大学堂首任“总监督”的张亨嘉在就职典礼上对学生的训词——“诸生听训，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这14个字的最简短演说很值得玩味。其实真正的训词只有8个字——“为国求学，努力自爱”。它说明了学生的核心任务是“求学”，这包含获取知识、研究学问、探求真理和学会做人。其中需要特别珍视的有两点：一是学生求学目的是“为国”，体现了爱国精神。不过这在当时实际是要学生做好臣民，与西方强调独立人格、以知识为唯一目标迥异。二是大学学习与中小学截然不同，大学生已经成人，不再是简单地“被教育”了，而要自觉、主动地去接受和享用大学所提供的教育。这前一点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独有的特色和精神。但同时也反映出中国高等教育从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工具性。这是与西方大学极大的不同之处，既反映了中国大学的优点，也肇源了后来中国大学的某些问题。

辛亥革命后国家继续受凌辱的地位迫使中国知识精英认真反思“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1917年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几乎全盘引进了欧洲大学，特别是德国大学的观念。他首先指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明确“教育者非为以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的前瞻思想。他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大学教育的言论，并照此执行实践。他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他“循思想自由原则，采兼容并包主义”，聘请各种不同学术流派、具有真才实学的学者来北大任教。他按照“纯科学”观把nbsp; “学”与“术”分开，“以学为基本，术为支干，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但他并不重“学”轻“术”，他认为“两者有性质之别，而不必有年限与程度之差”，只是分工不同。他要学生认识“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要自动研究学问，才能够发达个性，个性发达才有创造的能力”。他的这些思想既体现了“自由教育”观点，也是德国大学四大观念中国化的另一种说法。他采取了一系列开风气之先的做法，如创建教授会、评议会，改革管理体制；实行选课制，接收旁听生、偷听生；设立研究所；提倡美育，以美育代宗教；首开招收女生先例，实行男女同校；组织学会与社团，鼓励学生参与“第二课堂”；等等。在这种新风气影响下，新文化运动“科学”、“民主”的大纛高高竖起，“打倒孔家店”口号盛行，这标志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敢于与旧观念决裂，西方纯科学的精神也开始在中国得以传播。当然，这种独立、寂寞的科学精神也不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绝对没有的，诸葛亮的“澹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思想，一定程度上也是这种精神的反映，因此，科学精神也可以被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接收和发扬，它本身就体现了中西文化的融合。后来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集中地概括了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可以说，在此之后“科学”两字才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留下深刻印迹。

蔡元培办北大，基本上采用了欧洲模式。1911年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堂成立，1928年正式成为国立大学，特别是1931年梅贻琦任校长以后，则大体上按照美国模式办学，“学”与“术”并举，兴办了不少国家急需的学科，如农业、无线电、航空等，并从事研究。尽管梅贻琦主张“通识为本，专识为末”，但他在“工业教育与工业人才”一文中强调只有这种通才是国家急需的工业组织人才。这些观念也与美国大学人才培养的理念相符合。因而可以说，科学精神仍是大学的主导精神。

与此同时，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公大于私，以国家为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宽阔胸怀和担当精神从未泯灭。这一方面是传统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一直遭受外国列强的欺侮凌辱，激发出知识分子强烈的爱国心。这种以国家为重的精神在欧洲大学是缺乏的，欧洲古典人文主义和“自由教育”强调人格的培养，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由个人推及服务社会，正像爱因斯坦在“论教育”中所说：“学校的目标必须是培养能独立行动和思考的个人，而这些个人又把为社会服务视为最高的生活目的。”把国家放在独特重要地位，大学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只有在中国最为突出。这是中国大学的优点，有时也是许多问题的根源。优点，是大学成为救国、兴国和强国的重要舞台，受到普遍重视，一直熏陶着中国知识分子以民族国家为重的担当精神，并使大学在中国社会进步中发挥了独特作用；问题，是大学成为依附、从属于政治、经济的工具，失去其独立品格。但不管怎样，爱国精神和担当精神已经成为中国大学与生俱来的优秀传统和重要精神支柱之一。

正因为这样，民国以后，除了初年由于军阀统治相对薄弱，思想钳制比较松懈，大学独立、自由的科学精神发挥得相对松畅。国民党统一以后，一度实行“党化教育”，大学独立的地位受到削弱。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由于把教育列为上层建筑，要为经济基础服务，大学的独立地位逐渐丧失。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国大学重新回到了欧洲大学的办学模式，尽管对当时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更加重了大学的工具性色彩。1957年反右派以后，绷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淆不清；特别是1958年明确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大学的独立自由的科学精神趋于泯灭。“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学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宣扬文科可以不办，大学精神被扫地出门。

这些情况固然是政治体制的结果，但中国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也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中国多数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讲究“经世济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用主义，甘心充当受依附的“工具”，“纯科学”的科学精神一直并未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扎根，探求真理所必要的独立、自由、寂寞、怀疑和批判等精神远远没有真正在中国立足。尽管如此，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科学精神终究还是在中国大学埋下了种子。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的出现，社会对大学在科技和思想创新中发挥作用的要求越来越急迫。这一方面更加强化了大学对政治和经济的依附，而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也给大学纯科学思想以严重的腐蚀；但另一方面却反而彰显出大学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之可贵。因为“有用”的发明必源于“无用”的创新，任何产品、工艺、材料的技术创新必源于思想、观念、知识的科学创新和文化创新，而科学，探求真理，必须依靠独立（寂寞）和自由。大学作为研究高深学问、传承和创新文化的机构，自然就必须发扬独立与自由之精神，并为此大声疾呼。因此，大学中的两种不同倾向正在拼命博弈，大学必须乘势吹响精神建设的号角，以抵制有害的倾向。

三、当代中国大学所期待之精神

历史是凝固了，过去的一切已经铸定；无论是非对错，已经发生了，自有其必然，有规律可循，我们可以对其评说，重要的是为未来进步寻觅出康庄之路。

通过以育人为基本职责、对文化负载着传承过去、引领当今、发展未来的使命的大学，应当期待打造什么样的大学精神？总结历史、展望前程，我们首先要面对现实，立足当下。现实是：中国正在迅速崛起，成为大国强国，而面临的阻力和矛盾也日益凸显，如内部有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十分艰巨的转型任务，外部有国际上恐惧、迷惘、不服和对抗的诡谲压力。这些形势对大学一方面是在创新思想、发展科学、促进技术上提出了比过去高得多的要求；另一方面大学依附于政治、从属于政府的状态没有基本改变，从而也难以发挥对社会文化的引领作用。这种情况下，大学要发扬的首要精神，与各时期的各国大学一样，是科学精神，即自由之思想（及其表达）和独立之精神。为此，大学要力求挣脱依附的地位，同时要自强不息，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产生众多创新的科技成果，在出人才、出思想、出科学、出技术上，成为推动改革的思想库、动力源，促进经济的发动机、孵化器。

独立和自由的科学精神，既是对大学的要求，也是大学对外部环境的要求，对于当前中国情况而言，后者是主要的，而且是大学需要力争的。但在当今社会普遍急功近利、虚夸浮躁、容不得“纯科学”研究的大势下，中国大学更要把西方大学一般作为常规的研究学问、追求真理的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精神放在首位。大学拒绝一切弄虚作假、剽窃抄袭、买空卖空等学术不端和腐败行为，崇尚坚忍不拔的探求精神。

从探求真理所必需的实事求是、独立和自由精神衍生出来的还有包容性和深沉性，以及牺牲精神。既然是探究，就要允许各种不同意见、言论发表出来，进行争辩，从争辩中分清是非曲直。因此，大学必然是“网罗众家”的，既容忍质疑和批判，也允许争论和辩驳。正如蔡元培所说，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虽彼此相反，而听其自由发展”。其实，英文大学（University）一词从词源来看，就包含“多元同一”的意思。因此，包容精神成为大学的重要“亚精神”。深沉精神也是高深学问的必然要求。大学的一言一行必须经得起理性思维的严格审考，有理有据。大学绝不能容忍市井的浅薄与浮躁。因此，他可能是孤独的，寂寞的（这符合独立精神）。在当前社会浅薄虚夸风气甚嚣尘上，不少人喊出“大学精神衰微”的情况下，深沉精神特别珍贵。大学的牺牲精神也是为追求真理所必须的，真理是靠少数人深钻精研得来的，所以一开始总是在少数人手里，而不被多数人所理解。因此，坚持真理是要冒风险的，也会受到歧视和迫害，轻则牺牲个人福利、声誉、地位，重则关乎性命。北大前校长马寅初提倡牺牲精神是“北大之精神”，他以自己坚持人口论为榜样，实践了这种精神，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捍卫真理的崇高形象。不仅如此，探索本身就是一个冒险活动，成功的概率远低于失败的概率。为此，牺牲就成为探究科学所必需的精神准备。牺牲精神总是伴随着而与独立和自由精神共生，并以此完善道德。

以育人为核心使命的大学，在当代，仅仅注重西方传统大学所追求的人格修养还不够，还必须强调“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是各式各样的，人与人之间是绝不全同的；人各有优势和弱点，只要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优势和潜能发挥出来，做到“人尽其才”，就一定可以建成“创新社会”。因此，尊重与培育独立人格，就要充分发挥人的天赋优势和潜力，使之贡献于社会。大学要树立人才是多样化的、人人都能成才、成不同之才的观念；要充分尊重、珍惜并学会识别人才，因材施教，为他们的成长创造条件、留有空间、搭建舞台。马克思说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如此，个人发展就会与社会和人类文化发展互动协调起来。这为大学的人文主义精神内涵增添了新的内容。

作为传承和发展文化的大学，要特别重视文化首要元素——虔敬信仰的培育。前文说过，欧美大学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以虔诚信仰为前提，把追求知识和科学真理作为核心任务。他们认为信仰应该在基础教育和大学通识教育中完成，或学生中许多人本来就是虔诚的宗教徒，因而在大学理念中，信仰概念有时并不显现。对于当下中国，由于上世纪中叶以来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人类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的彻底否定和摒弃，“文化大革命”后对“文化大革命”中“破旧立新”泛滥起来的迷信的幻灭，以及经济转型时期对社会上许多不公和乱象的迷惘，使年轻人信仰缺失，无所适从。由此造成一些年轻人个性张扬，但诚信缺乏，责任心不强，团队合作精神稀少。这是当代中国社会一个严重问题，会阻碍社会稳定和前进。大学必须通过文化素质教育或通识教育，通过对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等的学习和对先哲前贤经典著作的深度研读，引导学生深层思考，再辅以小班讨论，使他们深刻体认人类历史发展的大势，笃信正义价值观，坚信正义事业的不可战胜，从而领悟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建立在正义观念上的虔敬信仰是当前中国大学人文精神的重心。

要继续发扬与民族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中国大学所独有的爱国精神和担当精神。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国际化的时代，大学的爱国主义精神应有相应的新的阐释和演进。我们应当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因为它目光短浅，有悖于世界潮流。大势是：国际交往日益频繁普及，信息交流日益简捷畅通，文化日益多元化、多样化和多变化，地球日益变小。大学是国际交流的重要舞台，大学生必须学会从全球视野看问题，肩负把中华文化推向世界、为世界文明宝库增添珍藏、促进全球文化繁荣的使命。因此，爱国精神应该拓宽上升到全球精神，从建设和谐社会向实现和谐世界迈进。

因此，在继承中外大学精神基础上，当代中国的大学精神应该是：追求知识和真理的科学精神，其中主要是实事求是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精神，也涵盖包容精神、深沉精神和牺牲精神；追求独立人格和人的发展的人文精神，其中最重要的是包括在正义观念上的虔敬信仰和尊重人、珍惜人才的精神。大学精神应该体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完美融合。若用先哲的话来概括，宋代思想家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或许可以反映这种精神，不过这里我们可能需要违背张载本意，把“为天地立心”借来解释为自然社会万事万物的运行寻找规律。

以上概括是笼统的，一般化的，各大学应该根据自己的定位、历史和特色，针对当前的突出问题，寻找符合自己的、个性化的大学精神。这种精神可以用简洁、醒目、便于记忆的文字和语言表述在各自的校训、校歌、校铭或其他学校正式文件中。这种表述不必面面俱到，但要有沁人心脾的震撼作用。

文章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12年第9期。